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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近代社會學之父
西方現代社會學及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

本書對於瞭解韋伯在「哲學」與「宗教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的概念，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其中，韋伯對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與邏輯學的反省，值得關心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領域中哲學概念的讀者費心細讀。更重要的是，韋伯探討的主題不侷限於一般所說的「方法論」問題，而是擴展到了知識理論與邏輯學的分析、乃至更根本的「知識」或「科學」的意義問題。

在〈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一文中，韋伯使用直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實例探討許多相關連的「基本的邏輯－方法學的問題」。〈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則討論「理想典型式的概念建構」及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對於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探討的主體：「資本主義的“精神”」，是如何被建構及研究的議題，可自〈「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一文中一窺端倪。。對於如何掌握「歷史學的對象是什麼」及「歷史學之邏輯上的本質」這類與研究工作息息相關的問題，韋伯也在本書中作了詳細討論。

本書另外收錄韋伯對當時新康德主義法哲學家史坦樂（Rudolf Stammler, 1856-1938）及德國國民經濟學家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 1844-1931）著作的評論。其中論及韋伯的方法論思想中最重要的側面，包括如何在文化研究中對「經驗上的詮釋」或「釋義學上的詮釋」這二條進路做出區分、「事實」與「價值」的區別、「價值關連」學說、研究客體之建構，以及「理想典型」的概念等。

最後，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一文中，韋伯提出對於「價值中立」這個概念提出最深入、細膩、且完整的分析與論述。韋伯認為知性、倫理與心的判斷各有其必須遵守的法則，不能以知性的認知結果去譴責心的感受或倫理判斷。心和倫理判斷是不受指揮、也不能被指揮的，也由此可知，知性的法則的侷限。這種「知、情、意」三分而各有其「固有法則性」的想法，可以說是韋伯的思想的「人學基礎」。

作者簡介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德國國民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法學家。儘管是法學出身，一生從事的正式教職都是國民經濟學的教職，且在1903-1918的長達15年間，韋伯還是一個學院外的學者，但韋伯的學術興趣與成就卻幾乎涵蓋了整個的文化與社會科學，其著作對後世的影響既深且廣，難以歸類。韋伯生前著作多以文章形式發表，直到過世前不久才開始集結成書，死後由其遺孀與學者陸續集結出版。韋伯不僅是在學術上多方面具有原創性的學者，也是在政治上具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他除了是「理解的社會學」的建立者，並在許多社會學分殊領域（如：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支配社會學、音樂社會學等等）有重大的貢獻之外，在經濟史、社會史乃至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等方面也都有重要的成果；除此之外，他對當時德國的政治體制、政策以及俄國革命的分析與論述，也都是不可忽視的精神遺產。韋伯最著名的著作，乃是《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本書翻譯的文章，則主要收錄於《科學學說文集》。新編的《韋伯全集》分三部分（「著作與演說」、「書信」與「講演與筆記」），預計出版47冊，1984-2012已出版33冊。

譯注者簡介

張旺山（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1956年生於台北縣烏來鄉。台大哲學系、哲學研究所畢業後，先後獲教育部公費及德國自由民主黨Friedrich-Naumann-Stiftung獎學金，於德國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 Bochum）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副修政治學與社會學，博士論文為《文化實在與文化科學：韋伯的方法論與價值學說》（德文）。1993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在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擔任一年的約聘助研究員，1994年8月起在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任教迄今。主要興趣是政治哲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哲學、十九世紀德國哲學以及韋伯研究等。

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 （1906）

I.與愛德華?麥耶（Eduard Meyer）的論辯

當我們的第一流歷史學家中的一個，覺得有必要對自己和他的專業同僚說明他的研究工作的目標與途徑的時候，則這一點一定會引起某種超出專業範圍的興趣，因為，他這樣做已超出了他的個別學科的範圍而進入「知識理論的考察」的領域（das Gebiet erkenntnistheoretischer Betrachtungen）了。這樣做當然首先會有一些負面的結果。邏輯學就其今日的發展而言，已然和其他專業學科一樣是一門專業學科，因此，就像任何一門其他學科的範疇一樣，要能真正熟練地操作邏輯學的種種範疇（Kategorien der Logik），也必須經常運用這些範疇；然而，本文的作者和愛德華?麥耶（本文要談的就是他的著作《論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學》（Zur Theorie und Methodik der Geschichte, Halle 1902）一書）一樣，顯然都不能、也不想主張自己對邏輯學問題有這樣的一種經常性的精神上的交往。因此，本文中對該著作所做的知識批判方面的論述（erkenntniskritische Ausführungen），可以說並非醫生的、而是病人自己的病情診斷報告，也希望讀者能如此看待並理解這些論述。因此，專業的邏輯學家和知識理論家或許會對麥耶的許多表述感到反感，而對其目的而言，也可能無法由這部著作中獲得真正新穎的東西。但這一點對於該著作對相鄰的個別學科的意義卻毫無損害。恰恰由於專業的知識理論之種種最重要的成就，都是運用“理想典型”的方式（idealtypisch）去形成關於個別科學之知識目標與途徑的種種圖像而進行研究的，因而高高飛越後者的頭上，以致於這些個別科學往往難以用未經武裝的雙眼，在那些論述中再辨認出自己來。因此，若要達到自省（Selbstbesinnung）的目的，反倒是那些在這些個別科學當中的方法論論述，儘管從知識理論的觀點看來這些論述的表述並不完備，卻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正因為這種不完備的表述，而往往更容易對這些個別學科有所幫助。恰恰是麥耶的陳述之清晰易解，為鄰近學科的專家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讓他們有可能以一整個系列的點為出發點，去解決某些他們和那些較狹義的“歷史學家”們共同的邏輯問題。

這正是以下的種種討論的目的：這些討論首先以麥耶為出發點，依序將許多邏輯上的個別問題給弄清楚，然後再由如此獲致的觀點出發，進一步去評論一些有關「文化科學的邏輯」方面的新近著作。由於已有許多人嘗試過透過跟“自然科學”劃定界線的方法去規定社會科學的獨特性，本文的論述將特意從一些純歷史的問題出發，而在較後面的論述中才去處理那些尋求社會生活之「規則」與“法則”的學科。過去的做法基本上總帶有一項未加明說的預設，即認為：“歷史”乃是一門純收集材料的、或甚至只是純“描述性”的學科，頂多只能將“事實”揪出來，作為現在才開始的“真正”的科學研究工作的建築石材。並且令人遺憾的是，正是專業歷史學家在試圖建立專業意義下的“歷史學”之獨特性（Eigenheit）時，他們所採取的方式也大大地加強了下述成見，即認為：“歷史的”研究工作是某種性質上不同於“科學的”研究工作的東西，因為“概念”與「規則」和歷史“毫不相干”。由於（在“歷史學派”的深遠影響下）人們到今天都還習慣於以“歷史的方式”為我們的學科奠基，也由於與“理論”的關係一直到今天都還跟二十五年前一樣曖昧不明，因此正確的做法似乎是：首先去問「邏輯意義下的“歷史的”研究工作究竟可以被理解為什麼」，並將這個問題首先在毫無疑問並受到公認的“歷史的”研究工作——此處首先要加以批判的著作所從事的就是這種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加以解決。

愛德華?麥耶一開始就警告人們，不要高估方法論的研究對於歷史學的實踐（Praxis）的意義：最廣博的方法論知識並不會使任何人成為歷史學家，錯誤的方法論觀點也不必然導致錯誤的科學實踐，而是只不過證明了歷史學家對自己的正確的「研究工作的準則」（Arbeitsmaximen）作了錯誤的表述或詮釋。我基本上同意這種說法：方法論畢竟只能是對那些在實踐中通過考驗的手段之自省，而「清楚地意識到這些手段」這一點也不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工作的前提，正如解剖學的知識並非“正確地”走路的前提一樣。的確，正如不斷想要以解剖學知識控制走路的方式的人將會有跌跤的危險一樣，專業學者如果硬是要以方法論上的考量為基礎去決定其研究工作的目標，也會遭遇到相同的情況。如果方法論的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一點上直接服務於歷史學家的實踐（這一點當然也是方法論研究工作的意圖），則這恰恰是因為這種研究工作使得歷史學家得以因此絕不會被拿哲學妝點門面的半瓶醋說法所蒙蔽。唯有指出並解決實質的問題，各種科學才得以建立，其方法才得以進展；相反的，純知識理論的或方法論的考量則從未在此發生決定性的作用。對科學的經營（Betrieb der Wissenschaft）本身而言，這樣的種種探討往往唯有在下述情況下才是重要的，即：由於人們觀察某一材料、使之成為陳述的對象的那些“觀點”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以致於產生了一種想法，認為這些新的“觀點”勢必也要求我們對向來的“經營”在其中運轉的那些邏輯形式（logische Formen）進行某種修正，從而對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本質”產生了不確定感時。目前的歷史學無疑就處於這種情況之中，也因此雖然麥耶認為方法論對於“實踐”而言原則上是無意義的，他還是有理由在今日親自從事於方法論。